Ⅰ. 不以福音为耻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中如此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一简单却有力的表述中，浓缩了初代教会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包含了上帝在基督里所启示的救赎计划。面对传福音者在当时不可避免要遭遇的世俗嘲弄，以及充斥着截然不同价值观的希腊—罗马世界文化壁垒，保罗依然宣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展现了他在宣教上的坚定信念，也体现了他深邃的神学洞察力。
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占据了绝对优势，是当时的超强大国。壮丽的建筑、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以及融入了希腊思想体系的高水准哲学传统，都使罗马熠熠生辉，俨然一个“极尽辉煌的帝国”。如今，我们虽只能在废墟般的圆形竞技场或论坛(Forum)遗迹中窥见些许残存，但依然能够推测出两千年前罗马是何等强盛与庞大。而在这样威势显赫的帝国核心区域，宣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自是不易之事。对犹太人而言，十字架之死被视为诅咒；对当时以希腊哲学为根基、追求高深学问的知识阶层而言，十字架更是愚蠢至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也曾说过：“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林前1:18）此话正好说明，在罗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乃至所有希腊哲学熏陶下的学者们看来，福音听起来有多么令人难堪、不合时宜。
然而尽管如此，保罗仍然大声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相反，他进一步宣示：这福音正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世人都说自己追求的道路是“能力”，但在保罗眼中，所有看似高超的“能力”（或智慧、权势），最终都在罪的阴影下走向灭亡。即便罗马再辉煌，知识再深奥，权贵再强势，所有人依旧无法摆脱罪的刑罚，都将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无处逃遁。这种认知让保罗坚信：唯有福音才是唯一的道路和真正的能力。
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时，不妨联想到他脑海中同时挂念的哥林多教会信徒。哥林多是商业发达的港口城市，虽然富足，但下层民众和奴隶众多，道德与灵性极度混乱。保罗并不讳言，无论是他本人这样的福音使者，还是当地基督徒，在当时社会中都被视为“万物的渣滓”（林前4:13）。然而，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多低、被何等轻视，保罗自己在主里已然经历了救恩的恩典，也因此深知福音的“真实内涵”。在他看来，十字架的福音绝非可耻之事，反而蕴含了终极并永恒的能力，且对于信徒而言，更成为荣耀的标志。
尤其是张大卫牧师在多次演讲与讲道中，都强调要将使徒保罗的这份自信与确信直接应用到当今社会的信仰群体中。物质富足、信息化高速发展、多样化的文化与艺术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文明面前，许多基督徒不由得会担心：“福音会不会看起来太幼稚了？”“十字架的信息会不会被视为陈旧过时？”对此，张大卫牧师表示：“正是当今这个时代，才真正需要回归福音的本质。因为恰恰是人类亲手缔造的文明与技术、各种思潮与主义所带来的弊端，使世界陷入了更深的混乱与挫败。”这与保罗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实是一脉相承，因为福音本质上是永恒的，超越一切时代价值和人间评价的“上帝的大能”。
既然如此，保罗所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究竟应如何理解呢？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正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并承认祂为救主，罪人就能得着救恩。救恩并非只给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一表达清晰地说明了福音对全人类敞开。保罗时代常用“犹太人”与“希腊人”来笼统指称犹太民族和外邦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即是：“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希腊人），只要信靠基督，都能得救。”从《使徒行传》中我们也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起初在耶路撒冷传开的福音逐渐扩展到撒马利亚以及外邦地区，一直到万国万民，这与保罗在《罗马书》中陈述的真理完全吻合。这样看来，“福音”能突破任何界限，向“所有寻求上帝的人”敞开，使他们在主里同享同一个恩典与能力。
《哥林多前书》1章22-24节写道：“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起初，“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于犹太人和希腊人而言都是陌生的讯息。一方面，“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加3:13）这种旧约律法观念，使“挂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完全无法被犹太人接纳；另一方面，对于追求高尚道德与理性思辨的希腊哲学家而言，一个“被处以十字架极刑的死囚”更不可能成为“智慧世界”的中心。然而，恰恰是这看似“愚蠢”的十字架事件，正是上帝救恩计划的核心。保罗为此极力辩证，并且将这种辩证的根基直接与先知哈巴谷那句“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连接起来详细阐释。
结合保罗写《罗马书》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从主那里领受的启示和信念就能看出，不以福音为耻的态度不仅仅是简单的“勇敢”，更是他在“拯救灵魂”这一层面上发现世上任何知识或权势都无能为力，而只有“上帝的能力”——即十字架的福音，才能完成这大工后所迸发的“欢喜且笃定的确信”。就如同古代文学中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所示，奥古斯丁青年时对世俗哲学和学术孜孜以求，但最终在基督教福音中找到了自己灵魂深处向往的“真正真理”。对于深受希腊—罗马哲学滋养的奥古斯丁来说，在他回转归主之后，也承认唯有十字架的道才是人最终应该倚靠的、独一无二的“真正智慧”。他的见证，正与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的宣告相互呼应。
张大卫牧师也反复在这一脉络下强调十字架的能力。在数字文明高度发达、各种新思想与信息泛滥的21世纪，“救赎”“赎罪”或“上帝的审判”这样的议题，可能被认为是陈旧之见，但实际上，人类的罪性依然如故，伦理混乱与灵魂的空虚甚至愈发深重。因此，他主张如今更需要如同保罗那样勇敢地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再宏伟璀璨的帝国、文明或学识，也可能因罪与死亡的败坏而瞬间崩塌；唯有上帝的福音，才是真正能拯救一切信的人、赐下永生与盼望的“大能”。正如保罗两千年前在罗马帝国的中心所作的宣告，时至今日依旧有效。
更进一步说，《哥林多前书》4章13节中，保罗承认自己作为福音的传播者，以及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之人，都被视为“万物的渣滓”。这几乎是当代基督徒在社会中地位的一个缩影。基督教从来不是靠社会上层或既得利益者的大范围支持而兴起的；相反，正如主耶稣所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失丧的羊”、“被弃绝的人”在恩典中先蒙了呼召，福音便开始大有功效。回顾保罗的事工，他不仅不被罗马社会和希腊哲学的权威所吓倒，反而以“他们才是灭亡之人，需要福音”为视角来面对这个世界。因此，“我不以福音为耻”这话后面接着一个“因为”（在希腊原文中亦如此）。他之所以引以为荣，并极力宣扬福音，是因为这是唯独能击破罪与死亡权势、赐予新生命的“上帝大能”。这便是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深层缘由。
同样地，作为现代基督徒，我们理当承担起延续保罗这份宣告的责任。教会在世上有时会遭遇嘲讽，甚至会受到走在学术前沿、艺术前沿的知识分子的攻击，譬如“基督教不过是过时的神话”之类的评价。然而此时，我们更当回想《罗马书》1章16节的告白。福音并不是只适用于古代的陈旧思想，而是至今依然能从根本上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罪与死亡问题的“上帝大能”。只要我们紧紧抓住这一事实，任何景况中都可以毫无畏惧地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并且这一宣告并非基于我们的知识或地位，而是立足于“耶稣基督之十字架与复活”的永恒能力。
Ⅱ. 惟义人必因信得生
接着，保罗在《罗马书》1章17节继续解述福音更深的内涵：“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节经文既是整卷《罗马书》的核心主题，也被视为基督教救恩论的关键要义。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便是在深刻领悟这句“义人必因信得生”之后，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教义，并因此欢欣不已。
1. “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最先要明确的是，保罗所说的“上帝的义”，乃是使罪人转变为义人的“称义”（Justification）之途径，其起点与中心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代赎”之中所彰显的上帝救恩计划，正是“上帝的义”。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人无法逃脱刑罚，“罪的工价乃是死”（罗6:23），人也无法靠自己成就义，难以达到律法的标准。然而，上帝因爱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让祂用十字架的牺牲替我们付清罪债。如此，“上帝的义”便具体地体现为“上帝借着耶稣的宝血为罪人付上赎价，并且因着这血称信祂的人为义”的救赎行动。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中宣告：“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可见，对那些拒绝福音而将要灭亡的人来说，十字架的确显得荒唐而愚蠢；但对已经经历基督恩典的人来说，十字架正是赐生命的能力。这种能力，便是“上帝的义”实际运行的场景：罪人如何能成为义人？凭人的理性和逻辑完全无法理解。然而，上帝却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看似不可能的工作（让独生子的死成为我们罪得赦免的依据），我们只需“凭信心”接受，便能得着称义的新道路。
保罗在此还说到，“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可以理解为“从信心开始，又归于信心”的结构。从初代教会起，对此已有多种解释，但最普遍的是理解为“信心从起步到成长再到成熟的历程”。我们起初因听见福音而相信耶稣为救主，随着信心逐渐成长，就在生活各方面更加仰望“上帝的义”，最终在“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应许里，获得更坚定的救恩把握与圣灵能力。
倘若我们回顾奥古斯丁或多玛斯·阿奎那等神学家的研究，不难发现，他们共同强调的重点之一就是：“并非依靠人里面的功德或行为，而是唯独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的确据。”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回忆年轻时的哲学追求与放纵生活，最后意识到自己是离弃上帝的罪人，是在研读《罗马书》时发现了“惟恩典、惟信心”的真理。自古教会时期便确立的“恩典教义”，在中世纪之后又被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再次高举，其根基皆在此：上帝的义通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们“凭信”来接受，就被称为义。“因信称义”这一教义，直到今日仍然是基督教信仰中最为重要的救恩论骨架。
在现代对此继续阐释的传道人当中，张大卫牧师便是其中之一。他多次在讲道和文字中指出，当今人们常见的陷阱就是“自力救济”（企图靠自己的善行或功德得称为义）与“相对主义”（以“比我更坏的人很多”来减轻自己的罪责感）。一旦我们陷入“我并不是大罪人，至少比那些更坏的人强”的念头，就容易忽略在上帝面前自己才是真正的罪人。唯有耶稣基督这一绝对且客观的“上帝的义”，才能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且当我们“因信”而活时，就能走向真自由与圣洁之路。这里所说的“信”，不只是头脑知识的认同，而是关乎生命的“全然信靠”。这正对应保罗所言“本于信，以致于信”持续不断成长和成熟的信心旅程。
2. “惟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实际涵义
“惟义人必因信得生”出自《旧约·哈巴谷书》2章4节。先知哈巴谷在当时强大的巴比伦威胁之下，向上帝呼求公义与保护，上帝借着异象启示他：“惟义人必因他的信心而得生。”意思是在纷乱的时局中，面对人力与智慧都无法化解的危机时，最终能拯救人、让人仍能存活的，唯有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即便世界似乎崩塌，只要抓住上帝的约，就必不至灭亡。这段应许在保罗笔下被赋予了更深的福音含义：现在凡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的人，就像先知哈巴谷所说的义人一样，要因信得生。
过去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入侵前恐惧不已；现今我们面对罪与死亡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混乱，也不免陷入惧怕、忧虑。但“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宣告跨越一切外在环境，为我们带来上帝救赎计划的盼望：我们之所以成为义人，并非因自身的正直或资格，而是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藉着这信心，上帝的生命和义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过来。
“得生”并不只是指肉体意义上的维持生存。在圣经语境中，“生命”包含了与上帝之间真实且亲密的关系。中文《思高本》或其他译本有时将《罗马书》1章17节译为“信赖他而与上帝保持正当关系的人，必因信而生活”，也是在表达这个含义。也就是说，被称为义，意味着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而“活着”，就是在这关系中享有永远的生命。
对此，张大卫牧师反复强调“与上帝之间活泼的关系”。一个人在教会里久坐，哪怕对圣经知识或神学理论非常熟悉，若缺乏同上帝“人格性的关系”，仍可能在灵命上干涸。如果这关系是真实且活泼的，那么无论在敬拜中、默想中，或日常生活各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信心就会如呼吸般自然而然地融入。这里也与保罗提出的“本于信，以致于信”的信心成长轨迹高度契合，这是信仰由“教义上的认同”跃升为“真实存在中的信靠”的过程。
“惟义人必因信得生”同时也蕴含末世论层面的把握：我们终将在上帝审判之日不至灭亡，而得享永生。就像哈巴谷先知所言，即便巴比伦大军来势汹汹，但那些真心敬畏上帝、持守信心的义人，终不至被毁灭。当罗马大规模逼迫及无数异教哲学的讥诮涌来时，使徒保罗与初代教会信徒正是凭借这道应许得以站立。他们并没有靠武力或政治权势击败罗马帝国，而是凭着对福音的信仰，在灵性上扭转了这个“当时最强大的帝国”。
纵观早期教会史，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所承认并迅速传播，但在此前的逼迫年代，已有无数基督徒在监狱或圆形竞技场遭到处决，却依旧坚守信仰。可以说，他们用生命践行了“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真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并没有向世俗权力妥协；他们之所以能豁出性命，也因为深信“上帝的义”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真实临在，也坚信自己同样会得到永生的保障。
将此套用到21世纪的我们身上，情形并无二致。面对全球性的疫情、国际冲突、经济危机加剧、人际关系破裂等层出不穷的挑战，不少人深感无力与焦虑。但反过来看，当人类知识与力量显出局限时，福音的能力便更能凸显。“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话告诉我们：今日我们与初代教会一样拥有同样的盼望。我们能得称为义、得到救恩、享有永生——这一切都因“信心”这条管道，而这信心的根基正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这超越时空且历史确凿的事件。
主耶稣自己也曾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8）又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中记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换言之，耶稣的死带有“代赎”性质，而这一代赎正是最完美彰显“上帝的义”的场景。当我们“凭信”接受耶稣的死与复活，上帝便因这信心而宣告我们为义，并将我们带进永生之道。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基督教福音的中心，也是《罗马书》1章16-17节所指向的结论。
张大卫牧师在各类讲座和讲道中，常常更具体地阐释何为“因信而活”的道路。比如，他谈到人里面的罪性并不会因一次相信就完全消失，因此每日仍需默想福音，顺服圣灵引导，过“实践性圣洁”的生活。然而，这一切的起点并非“我的善行”或“我的努力”，而是已被上帝所成就的“上帝的义”——也就是我们相信并接纳那十字架恩典的那一刻。唯有在这里开始，我们才能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得以称义、与上帝和好，完全是倚靠对十字架之恩的信靠。
从《创世记》15章6节也能找到更古老的例证：“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由此可见，早在旧约时代，就已显明了“人因信上帝而被算为义”的原则。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算为义，并非他有何等高超的品行或功劳，而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这种原则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才通过“已降世、被钉、复活的弥赛亚”更加清晰地呈现。归根结底，无论新旧约，核心始终是“信心”。只不过在十字架事件之后，我们得以更确凿地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临，并且完成了救赎”，这是我们当代人的巨大祝福。
因此，“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经文，实际上影响并牵动我们全部的信仰实践与属灵之旅。在传福音时，我们也无需等待对方“先变得完美”或“先到达某种高深的哲思水平”，只要传扬福音，并让他们藉着相信耶稣、接受祂，就能得着上帝称义的恩典。于我们自身的日常而言，也可时常检视：“我真的相信并坚信自己已得救、已成为上帝儿女吗？”保罗之所以敢“夸耀福音、绝不以福音为耻”，是因他亲身经历过十字架恩典的真实，正是在这样的切身经历下，他才能不断在“信心”中成长，也能生动地见证“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真义。
在古典文学中，写下《神曲》(La Divina Commedia)的但丁（Dante Alighieri），以象征方式描绘了地狱、炼狱与天堂，并在中世纪宗教氛围下，颇为鲜明地突出了“信心”的重要性。虽然他的作品在神学架构上并非全然严整，但其描写仍然暗示：人因罪难免身陷炼狱或地狱，但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带来完满的救赎。这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义人因信得生”教义的一种文学或艺术形式的呈现。可见，保罗所宣告的救恩并不局限于初代教会或使徒时代，而是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感动了不计其数的艺术家和信徒，用各自的方式加以见证。由此也再次印证了，“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经文实在是何等深邃，又何等大有力量。
综观《罗马书》1章16-17节，这两节经文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信仰旅程的起点与归宿。简而言之，福音是上帝在基督里成就的救赎大业，藉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义”。而我们这些罪人之所以能得以称义，完全是因“信心”而成，如此便能获得永生、因信得生。故此，保罗的呼声——“我不以福音为耻”在时空跨越两千年后，依然对我们现今带来冲击：这是不被世间任何价值或评价所动摇的生命之能力，其核心正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与此同时，“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其中上帝的义显明出来”的宣告，则揭示了我们这些无法自成义的罪人，如今却因恩典被算为义的奥秘。所有这一切，都彰显了“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在实际中的成就，也是上帝对人类奇妙救赎计划的结晶。
张大卫牧师以及当代众多教会领袖也正持守这福音核心，对今世人群发出呼喊：再繁复多彩的文化哲学，也无法真正解决人类的罪与死亡难题，唯有福音才蕴含那上帝的义与大能。并且，福音不仅是用来理性理解或当作一种教养来接受，而应当落实到每天的生活中，通过“惟信心”这扇门与永生的上帝同行。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开篇发出的核心信息——“我不以福音为耻……惟义人必因信得生”所涵盖的全方位真理。
我们需牢牢记住：唯有因信，我们才能与上帝建立正确关系，并且在这关系中享有真实的“生命”，一直持续到永远。正基于这告白，使徒保罗与初代教会、乃至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千百年来的无数信徒和教会才得以屹立不倒。现今也依然如是。当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就能在这个福音中见证那终极且独一的能力；当我们仰望显明上帝之义的十字架，便会想起我们的罪业已被涂抹，心生由衷的感恩。如此一来，我们才得以真正拥有世人无法夺去的平安与把握，并且活出“义人必因信得生”之宣告所对应的生命。
这，正是《罗马书》1章16-17节所蕴含的最核心信息，也是张大卫牧师不断强调的福音信息之本质。虽然今世依旧冠冕堂皇、光彩夺目，但在这虚华背后，实则潜伏着无数罪恶、缺乏、痛苦与失落。唯有福音能解决此根本难题。只要凭信心接受福音，上帝的义便临及相信的人，使罪人称义，不至灭亡，终得永远的生命。这便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不会改变的福音核心，也是“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永恒宣告的真实内涵。
